小镇故事
一
为温习一个百听不厌且不断有崭新内容充填的故事，我又来到小镇。
这是冬日，山塬上有冰，也有雪，川道从远方蜿蜒而来，又向远方延伸。走近来，能感觉出小镇充满力量的呼吸；而远望，则是小镇淡定地凝思，如雕塑，凸透出岁月的饱满。
小镇为自己的未来起了一个名字，耀瓷小镇。一个雅号抑或一面旗帜，典雅而隽永，充满了想象和进取。
其实，小镇还有一个大号，叫黄堡，黄堡被人们喊的时间最长，也曾经响亮。
历史记载，小镇迄今已一千六百多年了，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小镇是名闻中外的耀州窑所在地，千年炉火，曾烧红了北中国的半边天空。
因此，有沧桑面容和深厚文化内涵的小镇，无可辩驳，没有争议，是中国文明典籍里沉甸甸的一页。
注定，它的故事辽远、绵长，波澜四起并色彩缤纷。
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小镇的名字。那时候，家住在铜川火车站旁的铁路家属院，每天，从铜川往西安发两趟客车，开车的时候，广播里会响起女播音员柔和的声音：亲爱的旅客们，由铜川开往西安的321次客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沿途要经过宜古、黄堡、耀县、庄里、富平……
那时，小镇很远，是一个梦中的故事。
1973年，我到了小镇工作。
四十多年前的小镇，是简单而又粗线条的，两面是山，中间不多的平地，平地上，一溜十几个工厂，一疙瘩一疙瘩的人，分别制造着自己的喧嚣；一条河静无声息地流着，伴随它的，只有一条和它同样瘦弱的公路，偶尔，驶过来一两辆汽车。
年轻的我彼时并不知道，这块土地下，埋藏着曾经燃烧的火，埋藏着曾经支撑起历史前行的瓷的骨骼。
站在电瓷厂厂门口，河对岸稍南，半山坡有几根石柱，是曾经的圪罗寺的残存，它们顽强地矗立着，像一个个表达情绪的感叹号，面向青天，叩问着远去的岁月风云。
小镇到处是瓷片。
电瓷厂和北隔壁的黄堡中学以及右隔壁的灯泡厂是耀州窑十里瓷场的核心地带。
我分到了烧成车间，装好窑后要用黄泥封窑，我们在全厂各处寻土取土，几乎找遍了厂里的旮旯拐角。好像满眼皆是瓷片，有的地方甚至层层叠叠，有一人多高。
许多个日子，和瓷片打交道成了常态，每天撞入眼帘的这些瓷片，是耀州窑的残存，是那个时代传递过来的最醒目最直接的文化符号。
这些个被泥土掩埋了千百年的故事，出土后依旧青绿滋润，生命如初。
尽管残破，如同歪歪扭扭东补西抹的小镇，但构架在，内容在，神气在，理所当然还是耐读、耐讲、耐品的故事。
二
无论如何，历史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让小镇扮演了一个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于是，曾经一度，小镇气宇轩昂，雄阔宽广，气象万千。
小镇文脉悠长，古老的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人物孟姜女就诞生于此，传说中的葛洪炼丹就在这里。
小镇有过做县的经历，尽管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四年。
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公元528年)设立黄堡县，西魏废帝末年(公元552年)废县。
还有佐证，1934年，耀县民乐园出土了一块北魏时期的碑石。碑石有这样的字样：“是以大代（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口月戊子朔八日乙末，北雍州宜君郡黄堡县邑主儁蒙合邑卅一人……敬造是像。”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继宗法血缘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成型于秦汉时期，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
县制至今还在中国的政府管理层级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做过县的小镇当然可以骄傲，可以自豪，但是，真正让小镇名满天下的，或者换句话说，真正让小镇承担起历史责任的，不是它的行政级别以及相应带来的管理权限，而是瓷器的烧造以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
小镇陶瓷业发展壮大的时期，正是耀州人才辈出、辉煌灿烂的时候。耀州是隋唐医药学家孙思邈、西晋哲学家傅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史学家令狐德棻和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等“一圣四杰”的故里。小镇南距耀州三十里，北距同官四十里，小镇被耀州收入囊中，自然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个时期的耀州，经济比小镇繁荣，文化比小镇发达，地理位置比小镇优越。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一纸公文，小镇改属耀州管辖，从此，黄堡窑被称为耀州窑。
小镇的烧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
这件事记录在一块碑上，这块碑叫“德应侯碑”，是中国最早的窑神庙碑刻，发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德应侯碑”现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详细记述了耀州窑的发展史以及制瓷、烧成的工艺技术，小镇的自然环境、居民的从业结构、陶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内容。
三
凡物产，总和地理有关系。
小镇大规模的陶瓷生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陶瓷制作的主要原料是坩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耀州土产有石脂、青石、生华原”。
石脂、青石就是坩土。
陶瓷的烧造需要燃料，可麦秸，可木柴，可煤炭，现代已进入重油、电和煤气天燃气时代。小镇陶瓷的烧造经历了麦秸、木柴的长期阶段，何时用煤，已无可考。黄堡新村曾有元代的煤井，因避讳“元”井口呈方形。说明至少元代，小镇陶瓷的烧造开始用煤。
煤做燃料，无疑是当时最先进最高级的生产方式。
物产的配套为耀州窑烧瓷搭建了最优越的平台。当时从小镇西南的凤凰沟到西北的泥池，漆水河两岸10多平方公里的峡谷台地，层层叠叠布满瓷窑和作坊，“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
小镇从晋起，到唐代全面探索的创烧时期，可以烧制黑、白、褐以及唐三彩等多种瓷器。至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刻花和印花青瓷。其色泽青幽，淡雅如玉，花纹如行云流水，生机盎然，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
小镇因此千年繁荣，故事绵延。
故事里最生动的是人，《德应侯碑》中记载“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居人以整个镇陶器为利，赖之谋生”。
十里窑场少说也有几百座窑炉，陶瓷制作工艺有选料、配料、制泥、拉胚（注浆）、施釉、焙烧诸多工艺，还有采购、运输、经营等必不可少的环节，还有为他们吃喝拉撒睡提供服务的各个行当，需要众多的人。
千人之众，稍稍嫌少，万人之众，绝不过份。
当时小镇的土著居民有多少，史书缺乏这方面的记载，但依据今日人口比照，充其量不过万人而已。所以，仅靠小镇本地的人力资源肯定不够，一定吸纳了周边地区的一些工匠和闲散劳力。
元末明初，耀州窑部分技工和制瓷技艺向陈炉转移，就理所当然和黄堡在长期的岁月里吸纳了众多的陈炉劳力资源有绝对关系。
当然，还包括交流，耀州窑的制瓷工艺影响所及东到河南，西至甘肃，南达两广，对多个窑场形成辐射带动。除了实物的揣摩，各个窑场派人到小镇来学习，必不可少。史料曾载：各窑场“远迈耀州”。
学习就要住下，就要老老实实地学，就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学，就需要时间陪伴。
小镇是个大的陆路码头，应该还有来做生意的，来游玩的，这些人合起来也是一个大数目。
漫长的岁月里，小镇人声鼎沸，当是一个长长的散不了的热闹流水宴席。
故事里最可渲染的还有它的气势，“十里窑场红透天”，是对当时耀州窑的形容。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瓷窑、作坊，白天窑烟袅袅，漫天飞舞，夜晚火树银花，灿烂星光，不要说在当年，就是今天，也是一道壮观的风景。
当年的小镇，应该是这种模样。试想，从同官沿南而来，或者从耀州行北，满目荒凉，一个规模和热闹程度不亚于一个县城的手工业重镇凸现眼前，给人的必将是视野的冲击和一声惊叹。
小镇方圆数里，矗立着大大小小十几座庙宇，关帝庙、泰山庙、文昌阁、大圣庙、佛爷庙、圪罗寺、北寺等等。区区小镇，尽展大象。
小镇众多的窑口属于官窑，生产项目属于皇家计划，管理项目的官员由政府指派，有官员一定就有阵势。
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祖父就是江宁织造，替皇家监督采购江南的丝绸制品，权势冲天，八面威风。为皇家监督采购瓷器生产的官员，大约和曹寅是一个角儿，只不过，管理的范围小了些，职衔低了些。
曾经的小镇，有大容量，有大使命，有大做派，大势是正常的。
故事里最引人入胜的当然是它的品质，耀州窑瓷器美在青中泛绿，晶莹温润。“德应侯碑”对于耀州窑瓷器完整的表述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
凭着这种品质，耀州青瓷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天空里熠熠闪光。作为自成体系的北方窑场，无可争辩地与“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并列，是中国古代无可争议的六大名窑之一。
一千多年里，小镇的烧瓷品种几乎囊括了宋代全国各大瓷窑所能见到的种类，大批量生产的独具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不惟走进寻常百姓家，还为朝廷烧制了大量的贡瓷。直到金代，耀州青瓷依然是皇宫的御用瓷品。
耀州青瓷的品质不仅在中国民间制造了影响，在皇家宫廷制造了影响，并随陆、海商路远销日本、朝鲜等东亚及西亚和北非之地，在世界制造了影响。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古丝绸之路，有它的份额与贡献。
悠悠千年，四海之内，只要一提起耀州窑，就没有不提到黄堡的。
耀州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准确、传神。这个比喻，完成于1970年前后的《鹿鼎记》上的人物韦小宝也说过。金庸老先生借作品人物的口说出来，可见对它的崇仰。
因为品质，小镇声名远扬。
四
进入明代，耀州窑的炉火已成灰烬。虽移村修寨，漆水萦绕，自得其乐，骨架不倒，仍有千年古镇的矜持与底气，但荒草野丘，残垣断壁，举目四望，不掩颓势。
原因很复杂，可以归于历史文化的必然，但须远距离看。
故事总归高峰低潮。
起伏错落，各自有轨，是为箴言。
同官人寇慎是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进士，曾授刑部主事，升工部虞衡司郎中。他做官时最大的政绩就是外任苏州府知府期间，发生了阉党魏忠贤派人逮捕周顺昌而引发的民乱事件，他调解最终平息此事，深得朝廷嘉许和百姓拥戴；退休还乡后最大的亮点是参与了《同官县志》的编修及修志工作，为铜川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料。
无疑，寇慎对小镇是熟悉的，对小镇昔日的繁花似锦是了解的。这一年，寇慎过小镇，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苍凉，心情复杂的寇慎留下了一首诗：《夜过黄堡故墟》。
“此堡修何代？经今成废坵。颓垣宿鬼火，残树号鸺鷚。露草牵衣泪，秋声动愁客。沧桑何是问，大块一浮沤。”
心中的窑火对应现实的鬼火，一切美好都成了泡沫，寇慎为小镇黯然神伤。
这段故事太消沉，让人不忍卒读。
其实，以陶瓷为荣的小镇，周边也有丰腴的农作物，孟姜女的故乡孟家塬有鲜美的桃子、柿子，隔川遥遥相望的石坡上有红黄相间香气扑鼻的杏子，周边还有红枣，苹果。
许多年后，这地方有了名闻方圆百里的桃花节，桃花诗会。只不过耀州窑太强烈的光焰，掩盖了它沟沟洼洼活跃异常的五颜六色。
寂寞的日子，桃花依旧朵朵盛开，柿子、枣子依旧像一个个小灯笼，装点着农户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许多窑工本身就是农民，制胚的手，烧火的手，使唤起来锄头、镰刀同样得心应手。
那一缕不熄的窑火，也许，就是故事里的星辰，遥遥的，悬挂在天边。
五
时间的河流里，百年长梦，仅仅转瞬之间。小镇故事的曲曲折折，这时，又走到了一个高潮。
抗日烽火燃烧的时候，一个山西人的眼光盯到这块土地。他是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阎锡山深谙经济是基础的道理，自辛亥革命统治山西起，就陆续创建了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
1938年后，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建立指挥系统。山西境内的厂矿不能移走，为长远计，黄堡成了阎锡山的二战区后方生产基地。
于是，有了水泥厂，有了瓷厂，有了铁工厂，有了织布厂，有了造纸厂。尽管后来世事变化，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多则十数年，少则三五年，但这些极具现代工业意味的企业，为日后小镇工业的复兴，为小镇故事的一脉延伸，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值得提及且可大说特说的只有一个企业，走得很远，从抗日战争到日本投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二十一世纪。它就是在铜川工业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堡建筑陶瓷厂。创办这个厂的人叫薛鸿林，阎锡山的老乡，也是山西人。薛鸿林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硅酸盐专业。实现实业报国的夙愿，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理想，有热血。
薛鸿林的厂最初叫建新瓷器厂，1951年后和中国建筑公司西北公司实行合营，更名中建陶瓷厂；1952年收归国有，更名地方国营陕西铜川陶瓷厂，铜川市建筑陶瓷厂。
无论叫什么，都只是官称，大号，铜川人多少年只有一个称呼：黄堡陶瓷厂。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堡陶瓷厂曾是铜川地方工业的半壁江山，其业务延伸到全国各地，以至于大江上下，秦岭南北，很多地方都知道黄堡这个名字。
铜川电瓷厂原来是黄堡陶瓷厂的二车间，又称细瓷车间，是陶瓷厂发展壮大的希望和具体实践，建于1958年。最初设计规模壮观而又极具理想，漆水河两岸川道的地全部征了过来，西面抵吕家崖，东面一直延伸到梁家塬山根下，完成好的建筑部分仅食堂就能容纳2000人吃饭。那时的口号就是“追唐山，赶博山（淄博）”（唐山、淄博都是当时全国陶瓷生产的重镇）。二车间和坐落于小镇上的陶瓷老厂遥相呼应，号称南北二厂。
大跃进的年代，小镇雄心勃勃，要写新的关于陶瓷的故事，一个重振昔日繁荣、塑造现代工业面貌的瓷都，呼之欲出。
六
毋庸置疑，因为黄堡陶瓷厂，形成了铜川的工业格局，造就了小镇自明清以来的又一次繁荣。
黄堡陶瓷厂位于小镇街道的中心地带，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起，以黄堡陶瓷厂为圆心，陆陆续续，周围聚集了铜川大大小小企业数十家，北有农机厂（后改染织厂）、电石厂、水泥厂、铁路水泥厂、三原煤矿，南有钢铁厂、电瓷厂、灯泡厂、黄陵水泥厂，隔河有陶瓷缸厂（以后改为纺织厂），还有一些乡镇企业如钢球厂一类，黄堡被称为铜川的工业区。各企业招工，大量的下乡知识青年、城市的待业者到了黄堡的企业。
一时间，时尚的城市文化，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全部汇集到了黄堡。
小镇似乎找到了感觉。
但是，没有瓷的小镇，没有代表一个时代瓷文化高峰的小镇，没有一个讲述关于瓷的故事的小镇，还是小镇吗？
毕竟，小镇因瓷的故事而兴，因瓷的故事而荣，因瓷的故事而名。
著名诗人公刘有两句著名的诗句：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公刘本意写历史遽变时之回望思考，诗理相通，移来为小镇现代的一段历史史实背书，应该合适。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先生发配流落到这个小镇，那时，电瓷厂还在规划之中，小镇以南一带人烟稀少，沿漆水河畔，先生晚饭后常常徜徉散步，偶尔拾起一个瓷片，会凝神关注半天，一篇关于耀州窑的发展流变的考证论文《耀窑摭遗》就此诞生。
这位先生叫商剑青，曾在国民党军政部工作过，文职人员。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正经八百的抗战老兵。
论文发表在1955年的《文物考古资料》杂志上。
对耀州窑的研究，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这篇论文应是中国当代的开先河之作。
1968年，陕西省彬县的一个农民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古色古香、刻有精美花纹的瓷壶。后来经过专家鉴定，确认它叫倒流壶。
这件宋代刻花青瓷倒流壶是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耀州青瓷完整器，是北宋时期耀州窑的贡品。时光荏苒，它怎么历尽曲折，流落乡野，埋藏地下，无人知晓其中的玄机。
只有一点可以确认，某年某月某日，它带着一身贵气，从小镇走出。
它的起伏沉落，隐藏了许多故事，由它起，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耀州窑”热。
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对陶瓷有一定的研读心得。1972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向周恩来总理问起立地坡瓷的烧制状况。其实，耀州窑早已在八百多年前元末的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立地坡瓷应是耀州窑湮没过程中最后的余响。
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时任铜川市委书记的“铁市长”张铁民亲自主抓，1974年，铜川在陈炉陶瓷厂，开展了耀州青瓷的恢复烧造。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革命第一，张铁民做了一个功莫大焉的选择。
这个故事，长时间在铜川流传，前半部分来自云间，后半部分产生于泥土，因此具有浓浓的传奇意味。
其实，1958年对耀州窑的发掘，就拉开了帷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小镇以南的这片土地，计划要翻个底朝天。但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项工作很快终止了。但却有了一些发现，出土了8万多个瓷片标本，有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考古报告集《陕西铜川耀州窑》。对耀州窑以后的发掘整理有极大贡献者禚振西，自言就是那时候开始关注这个稍显荒僻的叫黄堡的小镇。
1984年禚振西、杜葆仁先生以及他们的团队又来到这里，大规模的挖掘、探索与发现，终于把耀州窑推向了一个高峰。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提及，民国版的《同官县志》载：“民国二十四年，中委张继、省主席邵力子褐黄帝陵过同，察阅故瓷，惜共久废，檄县实验恢复，付资本六千元，聘工仿制，颇有成效。旋因抗战军兴，资款不继，遂罢。”
实验恢复耀瓷的机构叫瓷业试验所，就设在善于讲陶瓷故事的小镇。
几个历史史实片段串起来，是一条真正的可以诉诸历史的文化之旅。
七
小镇曾经的故事，悠远而又曲折，《德应侯碑》讲过，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书本讲过，熊熊的烈焰讲过，远遁的烟云讲过。
千年炉火，余温尚在，注定它不会也不应该寂寞。
当二十一世纪的车轮碾过这片土地时，既是宿命，又是使命，小镇，又迎来一次华丽的转身；又迎来一次勇敢的凤凰涅槃。
又有了新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2017年，是耀州窑烧造1400年的日子，这一年的某一天，这块土地的管理机构由黄堡工业园区管委会变为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
称谓的变化，预示着一种文化的回归。
瓷韵悠悠，这个故事还要讲下去。
“丝路瓷都、千年名镇”是故事响亮的名字，它的背景悠远而宏阔，驼铃声声，桅帆点点。
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现代工业的种子在这块土地播下，至上世纪70年代，形形色色的工厂企业在这里蓬勃发达，繁衍至21世纪，基本半个世纪。
当更大更具长远意义的改革风暴摧枯拉朽般来临时，一批企业开始无所适从，在历史的长河里，半个世纪太短太短，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于是，空旷的厂房，冰冷的机器，开始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开始扮演崭新故事中的元素或者角色。
由于通俗，易懂，因地制宜抑或土生土长，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
千年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尽展宏图的浪漫，现代工业作为骨架，尽展脚步的坚实，新的故事一定斑斓多姿。
文化、旅游、产业、社区“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这是故事的梗概和脉络，展开来里面有许多美丽的章节和精彩的桥段。
譬如，巍峨气派的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规模最大、集遗址遗迹展示、文物标本陈列、模拟古代制瓷工艺演示于三位一体。
譬如耀州窑遗址公园，瓷韵健身运动公园，当你走进这里，在小桥、流水、雕塑、绿树里穿行，就是在历史里穿行。
譬如大师创意园，耀瓷坊，你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在这里展示，你的无限想象都能插上翅膀在这里放飞。
譬如窑神庙，寺庙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与久违的心目中的窑神对眸凝视，在传统文化里沐浴，谁能说，这不是心灵的一次远游。
譬如十里窑场遗址，曾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布满了唐、宋、金、元各时期的瓷窑和作坊。如今，盛况不存，灵魂仍在，行游至此，能不发思古之幽情乎，能不为祖先的创造与智慧而惊叹。
譬如黄堡书院，它由黄堡籍著名作家和谷创建，故土的文化滋养了和谷，和谷的心里，故土的文化厚重而博大。黄堡书院的宗旨就是注重乡邦文献，立足文化复兴，延续地域文脉，弘扬现代文明。
黄堡书院集地域文化艺术研究交流培训、观光休闲娱乐、餐饮住宿洗浴、农产品培育采摘、特色产品销售等为一体，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是让你想留住留得住的地方。
小镇的故事，正在延伸下去，也一定会延续下去。
这个世界有许多故事，各自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起承转合，细细叙述，各有各的精彩。耀瓷小镇的气质和容颜，大样已出，大势已显。
它是有形态的，定当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它是有歌喉的，击其声，定当铿锵如也；它是有容貌的，视其色，定当温温如也。
以耀州青瓷为例，这是一个先贤留下的诗意的值得击节的比喻。
瓷不朽，瓷的故事也不朽，1400年了，四面八方仍在聆听。（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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