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开封城的变与未变（上）
开封城——开封历史的一面镜子。数千年来，它从无到有，屡损屡建，在千变万化的天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历经沧桑巨变与盛衰荣辱。历史上开封城经历的“变”是绝对的，但是局部的或某些方面的“未变”也是相对存在的。时至当代，开封城墙早已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属于开封也属于全国的一件瑰宝。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价值的升值空间更将被无限打开，而探讨研究开封城的意义也就愈显重要。
王贲水灌大梁城——
由中原名都到“大梁之墟”之变
要讲开封城，需要从战国时期的魏国大梁城说起。战国初期，率先强盛起来的七大诸侯国之一的魏国，占有了中原地区广阔的土地。为了加强对中原土地的控制并图谋更大发展，魏惠王于公元前364年将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至位居中原腹地的仪邑，改称大梁。迁都后，魏惠王组织修凿鸿沟，沟通东西水陆交通；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大规模营建新都，促使大梁城在短短十多年内便发展成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原都会。
魏国于战国后期逐步走向衰落，多次遭受强秦的攻击，丧失了西部的大片国土。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率军围攻大梁。大梁是有名的“七仞之城”。魏国大夫须贾早有预言，“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即使是“汤、武复生，不易攻也”。果不其然，魏国军民利用高大坚固的城池与秦军展开了持久而惨烈的攻防战。
秦军久攻大梁不克，王贲遂用“以水代兵”之计引河水灌大梁。大水围城长达3个月，终致大梁城墙坍毁，魏国灭亡。《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王贲淹灌大梁城利用了鸿沟引入的黄河之水。当时的黄河在大梁之西百里开外，河水是先经鸿沟流入圃田大泽，再流入大梁周围。土筑城墙经不起大水的长期浸泡，可见此次大梁城毁坏全然是人为之祸，不存在黄河自然决溢和黄沙淹埋的问题。
大梁城毁，城内大批人口或死或逃，繁华都市变成了“大梁之墟”。数十年后，当汉文帝封其子刘武于大梁，刘武尚“以其卑湿，徙睢阳，故改曰梁也”。再其后，司马迁为编修《史记》，走访“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司马迁访问夷门的目的是为了追寻当年大梁东城夷门的“看守小吏”，即助信陵君“围魏救赵”的侯嬴之迹。他知道，夷门尚居住着知情的大梁遗民后裔。
大梁是今日开封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较大城池。虽然仅存100多年，但它的历史影响深远。700多年后，在这块土地上再度崛起的中原重镇汴州与曾经的中原名都大梁有着难以割舍的文化传承关系。
大梁城的位置，根据近年开封市考古成果证明，其址与今开封城部分重合，位置稍偏西北。也就是说，大梁城与李勉所筑的新汴州城大致处于一地。由于时间久远，位置不尽相同，二城并不存在“城摞城”的关系。
由浚仪县、陈留郡到
汴州城三治一体的演进
大梁城毁，昔日的中原都会不可能再作为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代替它的仅是一个普通县邑——浚仪。浚仪县治设在废都大梁的什么地方？据《水经注》卷二十二载：浚仪“自是置县，以大梁城广，居其东城夷门之东。夷门，即侯嬴抱关处也”。由此可知，浚仪县治设置于“大梁之墟”的夷门一带。夷门是原大梁城的东门，因紧挨夷山而得名，这里地势较高，王贲淹城未被浸及。浚仪县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600余年，长期保持县域规模，置县基本未变。尽管浚仪仅为普通一县，但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又有名都大梁的文化传承，曾建有一座规模可观的县城。由于时间久远，虽知其城址埋在今开封城下深处，却难以探寻。
县邑浚仪难当重任，取代大梁地位的是西汉崛起的陈留。陈留原是秦灭魏后设置的一县，位于大梁之东40余里处（遗址位于今祥符区初刘村一带）。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于陈留设郡，辖县17个，陈留遂成为继大梁之后的地区中心。《陈留县志》称，西汉时“陈留既大郡，而首邑为名都，实封爵衣冠、人才礼乐之所聚，盖极盛矣”。相传陈留建有皇帝行宫，表明其城市地位的显赫。汉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于陈留郡设济阳国，行郡国并置体制。东汉至魏晋，陈留国或存或废，变化不一。东晋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陈留郡归属无常。
公元4世纪初，后赵石勒曾将陈留郡治置于浚仪县。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再次将陈留郡治置于浚仪县，自此奠定了浚仪由县治升为郡城的基础。东魏天平初年（公元534年）于浚仪置梁州，陈留、开封、阳夏三郡归辖，标志着浚仪由郡城提升为规格更高的州城。北周改梁州为汴州，确立了浚仪县、陈留郡和汴州三治一体的城市格局。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开封县治迁入汴州城，与浚仪同为附廓首县。
陈留郡、开封县原位于汴州城附近，二者先后归辖汴州，治所移入汴州城，扩大了汴州的行政管辖范围，对汴州城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助推作用。原有之郡、县规模难以适应汴州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推测在隋朝前后，修建了超越郡、县规格的州城（汴州旧城）。汴州旧城被后来的李勉新城所覆盖，其址今也难以探寻。
隋唐之际，伴随着大运河的进一步疏通，汴州的水陆交通更加便利，交通枢纽的辐射作用显现，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汴州城逐步上升为中原重镇。
李勉新修汴州城是
千年开封城的奠基之作
进入唐朝，汴州的城市地位得以稳步提高。“安史之乱”发生后，位居中原腹地的汴州城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战略要地。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宣武军移治汴州。进入晚唐，汴州常以10万大军驻守，成为重要的“王室藩屏”之地。汴州扼东南漕运之咽喉，成为黄淮之间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地区行政中心。唐朝统治当局深感“汴州城隘”，意欲新修。
修筑新汴州城的重任落在了时任汴州最高军政长官——李勉的肩上。李勉是唐朝宗室、郑王李元懿曾孙、岐州刺史李择言之子。早年曾任开封县尉，后任监察御史，累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部尚书、封汧国公；后出任永平军节度使、汴州节度使等，加封同平章事、检校左仆射。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勉开始修筑新汴州城，工程历时两年多完工。据《北道勘误志》等文献记载，李勉的新汴州城周回20里155步，开设城门7座，并首次把汴河圈入了新修城内。焕然一新的城池形状南北略长、东西稍短，略向东北——西南倾斜，规模大且坚固。李勉把节度使衙署设在城内北部，周围筑起周长约4里的城墙，后来成为五代及北宋王朝的宫（皇）城所在地。
李勉新筑汴州城进一步提升了汴州作为中原重镇的地位，确立了汴州的城市规格。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就是看中了汴州的地理优势和城市声望，才率大军把刚刚建好新汴州城的李勉赶走，在此叛唐称帝。李楚政权虽昙花一现，却是五代之际汴州替代长安、洛阳都城地位的一次预演。
唐朝后期，汴州人口快速聚集，加之常有大军驻扎，总人口已近30万。汴州城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同时期的扬州，成为当时的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大，城区出现了严重的居民侵街现象。过去在都城长安、洛阳长期实行封闭的坊市制度，如今在汴州则难以维系。进入五代，后梁朱温率先以汴州为都，使之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城市地位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聚集，为后周柴荣修筑东京外城埋下了伏笔。
李勉的新汴州城奠定了后世开封城的框架格局，对后世开封城的发展影响深远。当代开封考古界经过多年的勘探发掘，证明李勉汴州城城基与宋内城城基大致重合，大部分叠压在今明清城墙之下，其中东、西两墙分别与今开封城的东、西城墙基本重叠。通过对城池西墙马道进行发掘，发现唐代汴州城城墙残体叠压在宋内城墙体之下，距地表深10米左右，探得墙体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
由北宋东京三城到
金朝南京三城的传承演变
外城 五代后梁于汴州建都，经过几十年发展，到后周年间，李勉修筑的汴州城已不能适应作为都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需要，加筑东京外城（罗城）势在必行。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令修筑东京外城。新修的东京外城墙体使用了荥阳虎牢关之土，经过版筑，十分坚固。东京外城规模达48里233步，高大雄伟，奠定了北宋东京城的架构体系。
北宋东京外城于神宗年间扩修后，周长达到50里165步、高4丈、宽5丈9尺；设立有13座城门和7座水门。外城的平面近方形，南北长15里、东西长14里。环绕外城筑有宽30多米的壕沟。有文献形容外城“其高际天，坚壮雄伟”。高大宽广的城池与繁华的城市经济、众多的城市人口相映生辉，成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世界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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