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潭商丨潭商精神（一）：实干兴邦 薪火相传
湘潭新闻网9月25日讯（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高雅 实习生 徐宗瑶）1902年，从日本驶来的邮轮上，一位留着八字胡须、身形干瘦的青年，正赶回他久别的国土。在邮轮上，青年知道北平遭遇八国联军侵略，哀鸿遍野，苦不堪言，“这是我爱的祖国吗？”青年想着，神情更加凝重了。
这个青年正是实业家、后来为革命而牺牲的禹之谟。在投身革命之前，禹之谟选择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1902年春天，他先在安庆设立阜湘织布厂，后返回湘潭创办湘利黔织布厂（江西会馆内），实践其实业救国的主张。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清代末期湖南用织机纺织的工厂共有4家，全部集中在湘潭，湘潭因此成为了晚清花纱布纺织中心。
无独有偶，和禹之谟选择同样的救国兴邦道路的还有湘潭爱国实业家梁焕奎。梁焕奎曾说：“现在国家之所以贫困，弊病就在不重视工商业，要搞工商就没有比采矿更重要的了。”于是，梁焕奎在1908年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也最成功的西法采炼一体化的锑业企业，曾经达到了世界水平。华昌公司鼎盛时期年上缴税收，超过湖南省税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华昌公司招收大量的工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秘密加入会党组织，参加革命活动。
一代代湘潭商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标签：实干兴邦。随着湘潭商界经济实力的增强，立宪派、革命派的斗争，使湘潭商人们的民主意识、阶级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觉得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时，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一方面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发展工商业，与国外的商业竞争，使国家富强。比如1911年成立的“免图自治，以巩固民国基础”为己任的民国议事机构——湘潭城议事会。议事会议员是由湘潭城乡的有产者选出的，除富豪绅士、去职在家的官吏外，主要是商界代表。比如：十三总“徐钰昌”号的徐运锦、锦湾（今窑湾）“瑞丰昌”号的何邦达等。议事会通过了很多的决议，为湘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带来了新的气象。湘潭的商人特别是在兴办教育、组织留学日本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02年，梁焕奎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员，“为之捜遗才，为之典考试，为之定膏火，为之理征装。”选拔出200余名高才生留学日本。1903年初他还亲率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朱德裳、杨钧等35名湘人学子东渡扶桑。1903年3月，新兴教育事业开拓者、湘潭人胡元倓创办了湖南明德学堂，他自任监督（即校长）。从此把教育事业作为“磨血事业”，而自己就是“磨血之人”。1905年，禹之谟在长沙创办湘乡旅省中学堂（今湘乡市一中）和椎一学堂（今湖南广益中学），被推为湖南商会会长和教育会长。
湘潭文史研究专家张作奇告诉我们，湘潭重商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巧文以利”、重商重利的双重文化观念。楚国重商重利的观念，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所谓“楚国之教，巧文以利”，深刻揭示了楚人言其利计其功、瑰丽务实的双重文化取向。迄秦汉至隋唐，湘潭偃骞蛰伏千年，到马楚一反中原贱商抑商的传统，以工商立国，一时湘潭弃农、弃文从商者众，富室大族接踵继起，以易俗河为支点的市场网络遂告建立，初步奠定了湖湘商贸中心的基础，一改北阻洞庭、南绝五岭，刀耕水耨的落后局面。明清两代进入巅峰，首次超过长沙，成为比肩汉口的江南商业巨镇。宋代胡安国、胡宏隐居湘潭碧泉，开湖湘学派绪端，其言经世、务实、功利，与楚“巧文以利”多有契合。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举进士、官居工部营缮司郎中的张嘉言，更是主张工商皆本，后弃官从商，累家钜万，富迹遍及湘潭；其子张燧所著《千百年眼》，被日本学界推崇为“千载识鉴”，被江浙一带奉为商界的《孙子兵法》。曾国藩的经世、洋务思想等等，无不是以务实求利的楚文化为渊薮，继迹前贤，发扬光大。从中不难看出薪尽火传的承继轨迹以及对湘潭历代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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