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聚焦】晋城法院打造诉前调解试验田
□本报记者 吴俊玲
2017年5月，晋城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诉前调解”的司法试验。中院有关负责人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既能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又能给进入诉讼的当事人开辟一条快速解决纠纷的途径，这项改革一经推出，就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市县两级法院组织法官外出考察，先行先试，走出了一条“诉前调解”的晋城之路。
时过一年，这个试验在晋城这块土壤上运行如何，对当地的司法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还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记者深入基层法院，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实倒逼的改革
“案多人少”，这个一直困扰基层法院的矛盾，在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两项改革推出后，尤甚。
2015年，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只要群众提交的诉状在形式上符合条件，法院就必须进行登记，这使得立案数量大幅增长。据统计，三年多来，晋城两级法院收结案数量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2016年，全市法院共收案31189件，受案数量超过大同、忻州、阳泉、朔州，受案数量与辖区人口比率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全省法院收案前20位的基层法院，晋城就占了4个，分别是城区法院、阳城法院、高平法院、泽州法院，其中城区法院、阳城法院案件受理数约6000件。
案件数量迅猛增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数量锐减。2016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全市法院首批入额法官只有181名，比之前的305名减少了40%。以阳城法院为例，该院首批入额30名法官，2016年和2017年退休4名，审判岗位上去世1名，被中院选调2名，目前一线办案法官只有23名，平均1名员额法官办案数达到260件。法官员额制改革后有硬性规定，助审员可以办理案件，但不能开庭审判，这就是说，只有入额法官才能开庭审案，这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案件增多、法官锐减，改变这个现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法院该如何应对？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市两级法院根据实际，开始摸索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方法。阳城、沁水、泽州、城区等县级法院聘请调解员，协助法官调解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李亚强说：这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调解员参与基层法院的矛盾调解，确实缓解了法官的办案压力，但因为没有完整的制度构建，没有统一的调解程序，难免会有漏洞，运作效果也参差不齐。
法官不能唱“独角戏”
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是晋城所独有，它是全国法院系统的共性问题，这个问题被顶层所关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6年，最高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有专家认为，这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改革成功，一方面可回应人民群众对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方面可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工作压力，一举两得。
顶层设计的方向已经明确，基层法院该如何执行？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晋城中院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确定为全市法院重点调研课题。
2016年底和2017年初，中院派出调研组到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沙河区人民法院、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温县人民法院等地进行调研。外地的好经验、好做法让法官们受益匪浅。
从外地回来，法官们深为他山之石所折服。法院趁热打铁，及时召开座谈会，征求法官意见。法官们对照晋城的实际，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最终形成了《晋城市两级法院关于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调研报告》。晋城中院集思广益，制定下发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诉前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和《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诉前司法鉴定的指导意见（试行）》，实现了调研成果的转化。
法官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法官不能唱“独角戏”，必须吸纳社会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这是顶层设计的初衷，法院应该循着这个目标推行。2017年7月，凝聚着晋城法官智慧的“诉前调解新模式”出炉了。晋城中院院长于昌明要求：全市法院一体推行。
何谓诉前调解模式？
所谓诉前调解，就是在人民法院立案庭设立诉讼服务中心，在中心设诉前调解工作室，在立案前进行调解。
市中院立案庭工作人员王灵丽介绍了诉前调解“6＋n工作法”，“6”即来有登记、走带介绍、过程指导、结果回复、经费保障、一案一卷。“n”是指特邀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仲裁调解、申请公证赋予强制效力等多种诉外对接方式。
来有登记：一个当事人到人民法院起诉，对适合进行诉前调解的婚姻家庭、相邻关系、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等十一类简单民事案件，立案庭工作人员要告诉当事人采取诉讼或非诉讼解决纠纷的好处与坏处。当事人愿意进行诉前调解的，法院立案预登记，这样可解决当事人诉讼时效中断问题。
走带介绍：立案预登记后，根据当事人意愿，由诉前调解工作室交法院内设调解工作室调解，或委派相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解决了法院与调解组织的无缝衔接问题。
过程指导：调解过程中，法院进行跟踪、培训和指导，解决人民调解不规范、随意性的问题。
结果反馈：调解组织在案件调解完结后，无论调解是否达成协议，都要及时将调解情况回复诉前调解工作室。结果反馈，解决了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跟踪推动问题。
经费保障：法院根据调解情况给付调解员相应报酬，解决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问题。
一案一卷：诉前调解工作室要建立台账，并对诉前调解案件资料整理成卷，一案一卷，及时归档。通过逐案建立案卷，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做撤诉处理，计入法官办案数量，解决基层法官开展诉前调解动力不足的问题。
王灵丽说：调解完成后，法院将对诉前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对具有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进行执行，对生效仲裁裁决书进行执行，这样可有效促进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权威性，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诉讼外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新模式社会效果显现
诉前调解模式在阳城推行时，并不顺利。阳城法院立案庭法官范海芳说：刚开始，老百姓有顾虑，认为不经过庭审程序似乎就没有公正性，也没有强制执行的依靠，所以不愿意走诉前调解。立案庭的法官没有气馁，每当遇到案情简单、纠纷明确的案件时，就耐心向群众推荐诉前调解模式。有些当事人勉强同意试试看，不行了再走法律程序，谁知道这一试，竟尝到了甜头。因交通事故受伤的阳城县凤城镇的邢书同就是受益者之一。
2017年5月，邢书同被一辆大货车撞伤，却迟迟得不到赔偿，阳城交警居中调解，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邢书同只得到阳城法院起诉。驻庭调解员范雷胜向他推荐了诉前调解模式，邢书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受了。两天后，范雷胜主持调解，双方的纠纷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邢书同说：“奔波半年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竟在一天内解决了，这个办法好。不上法庭，不交费用，双方协商，皆大欢喜。”
从此，邢书同现身说法，成了法院诉前调解模式的宣传员。李亚强说：“阳城法院、沁水法院的诉前调解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就是靠群众的口口相传推行下来的。现在老百姓到阳城法院打官司，会先问一句，我这个案子是否符合诉前调解标准？”
不仅群众受益，法官也受益。诉前调解模式推行后，一部分案件在立案之前就得到了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法官的办案压力，让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处理疑难案件。2017年，全市案件受理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趋势。有一组数据足以佐证：2016年至今，全市受理特邀调解案件2012件，调解成功1122件，成功率为55.8%，沁水法院高达90%。
尽管效果显现，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李亚强说：“在推行过程中，新旧制度衔接问题、法院配置偏差问题都暴露出来，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专题调研，针对问题定出解决方案，扫除诉前调解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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