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却乡音
乡音是故乡的声音，所有的人无不是在乡音中启蒙，伴着乡音长大，乡音是人们的文化脐带，妈妈用它来唱摇篮曲，教孩子牙牙学语。所以，乡音属于人的根脉一类，这就是许多外出远游的人一听见乡音，顿时泪流满面、不能自持的原因。那是一种渗进血里骨里的记忆，是一个人永恒的精神烙印，是真正的最能表达情感的载体。
我在陕西长大，祖籍是河南。小时候，在我们居住的铁路家属院，绝大多数是河南人，一张嘴全是一个音，一个味，父辈们那一代在河南土生土长，当然能听来哪是洛阳话，哪是开封话，什么豫东豫西黄河南北，十里九不同。
河南话是我的乡音。
那时候，生活圈子很小，既就坐过几次火车回郑州老家，沿途也都是河南话。陕西人曾调侃河南人是“河南担”，意即挑着担子逃荒。由此还诞生了新的民谣，“陇海线，三千八百站，站站都有河南担!”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河南话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通行语言，以至于偶然听到陕西话，还以为见到了异类。直到上了学，才知道，还有普通话，那才是正经八百的中国通行语言，还有其他各地的方言。
渐次长大，河南话一直伴随着我，因为，我居住的城市，长长的街市，百里煤海，沟沟岔岔，河南人起码占了一半。那时候，铜川、宝鸡、咸阳以及西安解放路道北一带，河南话是通行的市井语言，既就是其他省籍人，他们的后代，在这个环境里生长，也是一口顺溜的河南话。曾有人开玩笑说，那些年不会说河南话，你都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在社会上混。
河南人在陕西究竟有多少，有一个不精确的统计，铜川大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宝鸡占总人口二分之一，西安主要集中在解放路向北一带，大约有几十万人。
现代历史上河南人往陕西大规模地迁徙有三次，主要是沿着铁路线流动。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时期黄河花园口决口后，河南被淹的灾民逃离，大概有180多万人，顺着铁路线一直往西走，很多人到了陕西；第二次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粮食绝收。又遇蝗灾，有300万河南人扒着火车携家带口西出潼关到了陕西，电影《1942》详细再现了这个苦难历程；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批又一批的河南人坐着火车来到陕西的煤矿、纺织厂等各行各业的单位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也有好几十万人。
西安市人口1934年仅为124645人，而1947年则达到547450人，就是大批河南人涌入之故。
《铜川市志》记载：1942年铜川人口54889人，1949年就增至94998人，到了1964年成了236300人，1970年300000人，且城镇人口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河南人在陕西安家落户，繁衍子女，那些年家家户户普遍五六个孩子，老老少少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现在陕西省流行的河南话早已经不是纯粹的河南话了，没有了什么豫东豫西郑州洛阳这些地域的差别，就是一种河南普通话。
对于老一代来说，乡土乡音是一种家乡的恋情，情感的寄托。他们的口音永远不变，嘴里蹦出来的，经常是已经消失了的连他们的后代也听不懂的老家的土音。
对于年轻一代，就是一种地域根脉的联系，一种血缘依稀的印迹残存，一种对故土的回望和尊重。他们和父母在一起或者在河南人圈子里说的是河南话，而在外面更广大的区域，基本上都说普通话，陕西话。
实事求是讲，曾几何时，占陕西人口众多的河南人在陕西人的眼里形象并不好，尤其上个世纪，中国人普遍居住条件差，逃荒的河南人居住环境尤甚，他们从茅草庵土坯房起步，几十户上百户用一个水龙头，用一个厕所，拥挤不堪，污水横流，蚊蝇乱飞。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儿屡见不鲜。
在这个区域里，是河南话的一统天下。
人微言轻，人穷语贱，很长时间，河南话被认为“土”“粗俗”“野蛮”。
贫困的正效应是第一位的，那就是河南人的拼搏奋斗。他们凭着手艺或者凭着力气去唱曲卖艺，扛活拉车，修脚搓背，拾破烂，下煤窑，艰难度日。一切陕西人不愿做懒得去做而生活中又少不了的行当，河南人都去做。原因当然显而易见，河南人为有口饭吃，没有条件选择生活。
一
其实，河南话被人轻贱并非与生俱来，上溯百年，河南话还是一种时尚语言。清末民初，河南人袁世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北京的上流圈子，就以会说河南话为荣，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里，就有这样带几分羡慕的赞美河南话的台词：“人家不说好（三声），人家说好（一声）”。
所谓的“土”“粗俗”“野蛮”当然是一种偏见。河南话中有些实际上还是很雅的古语，可以在古诗文中寻觅到它的踪影。譬如“幌子”，本意是指挂在店铺外，用来招揽顾客的招牌。金瓶梅中第十八回就有：“朱红小柜，油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热闹。”“幌子”高大醒目，河南人形容某人个子大，称为“那么大个幌子”。还有河南人爱说“噫”，表示惊讶或感叹，古文中就大量出现，譬如梁鸿《五噫歌》“民之劬劳兮！噫！”。
现在最早的有关河南地区的语言记录便是《诗经》，《诗经》代表了先秦时代通用的语言“雅言”，也就是那个时代洛阳一带的方言；唐代标准语便是以当时洛阳、长安两京的方言为基础的；北宋定都开封，洛阳为西京，开封洛阳的语言为全国的通行语。
历史上，河南人来到陕西，是堂堂正正地来的，是以导师或者文化使者的身份来的。河南话曾是一种尊重的语言，代表先进的文化。
著名的文化学者商子雍曾说过，有三个河南人，在陕西把事干成了。
这三个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老子，一个是玄奘。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被尊奉为“中华始祖”，河南新郑人，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并因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的许多业绩是在陕西完成的。因此，升天以后，就葬在陕西的桥山。
老子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河南鹿邑人。老子年近80岁时，辞官不做，骑着一头青牛，离开了洛阳向西来到陕西周至的楼观台。老子在楼观台完成了“道德之经五千言”，对自己的道学观点进行了总结，并继而在此讲经授徒。老子的《道德经》博大精深，在中国千古流传，至今仍被人们顶礼膜拜。
玄奘俗姓陈，名袆，河南偃师人，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到天竺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学习了近二十年，最后回到了长安，并同时带回了657部佛经，玄奘先在西安的大雁塔后在铜川的玉华宫译经十九年，最后圆寂于玉华宫。玄奘大师留给后人的是“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脊梁”。
河南人在陕西把事干成的，当然不止这三个人。
北宋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张载，祖上是河南开封人，小时候父亲死于涪州官任上，于是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眉县横渠乡，被人称为“横渠先生”。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曾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冯友兰先生尊为“横渠四句”，被马一浮先生尊为“横渠四句教”，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在讲话中引用。
秦王扫六合，中华民族由此走上大一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有四个河南人。
头一个是商鞅，河南濮阳人。商鞅从卫到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辅佐秦孝公对秦国进行了变法，秦国由此走上强盛。
第二个是尉缭，河南开封人，是中国兵家四圣之一，曾著有军事著作《尉缭子》，尉缭来到秦国，被拜为秦国国尉，用自己的军事思想对秦国军队进行了整顿治理，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个是吕不韦，河南安阳人，吕不韦是一个政治商人，帮助落魄的秦国王子嬴异人回秦即位，即秦庄襄王，自己也被拜为丞相。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是李斯，河南上蔡县人。李斯早年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后来到秦国发展，一步步赢得嬴政的信任，向秦王献上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提出了“灭韩，以巩它国”的主张。李斯在帮助嬴政废分封，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方面，居功至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可以想见，当那些风格各异的河南话或策划于密室，或高亢于疆场，或娓娓道来，或激情四射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盎然意气、恢弘景象。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河南人喜欢说“中”。“中”是河南话的精髓，意喻“好”“肯定”。中字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代表不偏、中正的意思，也表示一种人生处世的态度。河南人认为“中”是一种文化认可，是一个地域性的人文历史传承。这个“地域”，就是华夏人文历史上最早的“中国”。“中国”之名，来源于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简称。“中原”是“中国”人文历史的传承地，是现代中国人文历史的核心地区和发源地。
历史上河南人的文化自信就来源于此。
还有一个“美”字。河南人把一切舒服的惬意的都称为“美”，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老美”。美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想象，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追求。河南人说“美”是从黄帝那里批发来的。美字从羊从大。“羊”意为“驯顺”，“大”意为“国土辽阔”。“羊”与“大”联合起来表示“国土辽阔、人民驯顺”，这是统治者的愿望；而老百姓的美就是有肉吃，有土地，这是理想的生活状态。
环视中国，能把地方语言一个字解释和阐发到历史人文高度的，也只有河南人。
二
近代，也有三个河南人予陕西影响甚深。
张凤翙，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生人，在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赴日本振武学校兵科学习，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张凤翙1909年回到西安，武昌起义后，他与钱鼎、张钫等发动西安起义，被推为临时总指挥。1911年11月陕西军政府成立，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兼民政长（省长），12月被南京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大都督。1912年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陕西都督。
张凤翙最大的功绩是助力推动创办了西北第一所大学———西北大学。张凤翙认为创办西北大学，“关系于现时建设”、“关系将来之建设”和“关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以原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设大学预科和法、文、商、农各专科。
西北大学在1912年正式开办，中国名校，海内外华人世界里，无人不知。一百多年来，为陕西，为西北，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坊，河南新安人；1902年到陕西；1904年后入陕西陆军小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春毕业后入军旅，成为陕西新军中主要领导；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后任陕军第二镇统制、师长，参加护国运动。张坊主要成就一是参与西安起义，二是抗战期间组织赈济河南灾民。
陕西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张坊的一些事迹。赈济时，张坊安排支起大锅熬粥，灾民饿急了，一拥而上，张坊一口河南话让人亲切：娃子乖，慢点，多着哩，还有……
最臭名昭著的是曾任陕西省省长的河南巩义人刘镇华。刘镇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
陕西任职期间，刘镇华用了不少河南子弟，一时间，各个机关衙门，到处充斥着河南话。
1926年，刘镇华收罗镇嵩军残部和豫西土匪，号称十万兵马，奉吴佩孚之命，进攻陕西，企图重温土皇帝旧梦。著名的“二虎守长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杨虎城时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李虎臣时任陕西军务督办，他们二人殊死坚守西安，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人。西安解围之后，西安市民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战中死难的军民。杨虎城将军含悲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刘镇华给陕西人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由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
河南和陕西的渊源，当然是有原因的。从文化上，一条黄河把两个省连在了一起，周秦汉唐，两省密不可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大唐近三百年，洛阳作为陪都，和长安来来往往；从地理上，紧紧挨着。尤其1934年底陇海铁路的修通，使两省联系更为紧密。抗日时期，西安属于大后方，八百里秦川，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西安作为西北最大的城市，生产和生活资源丰富，易于生存。
历史一去不复返，终归只活跃在书本里，活跃在历史学家的研讨之中。河南人留给陕西最直接印象的，是现代河南人的所作所为，是那一口浓浓的带有中原气息的河南话。
现代河南人来到陕西，除了贫穷、除了乞讨，还有辛勤，苦干，坚忍，他们中不乏出类拔萃者。他们为陕西的建设，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广义上讲，他们代表陕西，也代表河南。
譬如英年早逝的赵梦桃，河南中牟人，因花园口大水，逃荒至洛阳，后参加工作在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当细纱挡车工，她进厂11年，年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42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她身体不好，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她不但自己是先进，而且带领整个小组成为先进。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她也因此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赵梦桃死后，陕西著名的散文作家魏钢焰含泪为她写出了名噪一时的报告文学《红桃是怎样开的》，三秦大地，一时震动；
譬如吴桂贤，河南巩县人；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
吴桂贤是共和国的第一位由工人而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女工人，不言绝后，绝属空前，注定，要被写入当代中国的历史；
譬如河南密县人张金聚，铜川煤矿工人，全国二届三届人大代表，十三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为一代又一代煤矿人的骄傲和美谈。
一个工人，如此大密度、高频率的见到最高领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绝属凤毛麟角；
譬如河南巩县人冯玉萍，全国劳动模范，为了抢救井下的矿工兄弟，奋力关住着火的压风机闸门时，不幸被大火烧了双手，耳朵、鼻子，留下了永远的伤痛，成了残疾人……
有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接见冯玉萍，陪伴在旁边的，是“铁人”王进喜。王进喜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先进典型，与王进喜同列，可见冯玉萍在那个特定岁月里的分量之重；
譬如河南省淅川县人郭秀明，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当代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创业之歌、奉献之歌。他被誉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脊梁，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面旗帜。
郭秀明有大胸襟，曾抒壮志：为干一件大事而来，为干一件大事而去。
郭秀明11岁来到陕西，久居乡村，河南话已经淡去。而冯玉萍生活在河南人集中的煤矿，多年乡音不改，曾经在一个场合，我听到过冯玉萍的一次讲话，她反复念叨：其实，我没干啥。当那朴实的河南话从那略微变形的嘴里发出时，不由得令人湿了眼眶。
上述仅仅是数百万在陕西的河南人的一部分，是河南人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如今，陕西加速发展，人们大力提倡“浙商精神”。“浙商精神”的核心就是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思变精神。实际上，河南人早就把这样一种精神融入到陕西的血脉之中。
扯起这个话题，有陕西人说，当年，赵宋王朝南逃时，许多达官贵人同行，还裹挟带走了河南的大批能工巧匠。如今的许多浙江人，就是河南人的后裔。
事物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类比，但无论如何，它是如今陕西人对河南人的一种肯定。
四
八十多年前，铁路线就像河道，河南的逃荒者讨生活者就是奔涌的潮水。
陇海铁路通车后，西安火车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没有人烟，逃难的人流就搭棚子住了下来。如今，这地方叫大明宫地区，街道宽敞，高楼林立。西安火车站的新规划已经开始实施，附近的民乐园地区以及太华路形成了繁茂的商业区。
陇海铁路往西通到宝鸡，河南的难民潮水般沿铁路流到此处，大多就居住下来了，在铁路边卖煤卖炭，是好多能吃苦的河南人的首选。后来铁路旁边的这条街就叫炭市街了。还有一条布市街，是河南裁缝们做生意的地方；
如今，这地方也是街道宽敞，高楼林立。一条渭河穿城而过，绿树成荫，宝鸡已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咸铜铁路是陇海铁路的支线，一路向北，难民潮流到铜川，则沿山沿沟挖掘窑洞，搭茅草庵，铜川几条沟诸如狼沟、老虎沟、小河沟等挤满了人；
如今，这地方同样街道宽敞，高楼林立。铜川因煤而市，十里长街旧貌换新颜，河南人从无到有，在创造自己家园的同时也参与创造了他们居住的城市。
潮水是一种比喻，潮水过后，是乱石滩，是遍地的垃圾；清理了垃圾，改造了乱石滩，就会是湖水盈盈，碧映蓝天。
河南人到陕西，不惟改变了陕西，也改变了自己，新一代河南人中，不乏作家、记者，教授、艺术家、白领、公务员、企业家等。
当人们在胡辣汤、水煎包等小吃的摊子吃着早餐时，河南话在人群中漂浮着，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人们是否意识到，河南话如同这流行的早餐一样，也成了陕西的一部分了呢。
还有河南豫剧在陕西发扬光大，陕西关中各地，都有豫剧团。
豫剧最早什么时候跻身陕西，说法不一，但大规模来到陕西，毫无疑问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
曾有人说，在陕西的几个城市，可以没有秦腔，但绝对不能没有豫剧。
河南人高兴时听它，唱它，难受时听它，唱它；思乡时也听它，唱它。许多老一辈河南人听收音机、看电视，固定不变的常常是河南台的豫剧节目。
那是真正的河南声音，伴随河南人一路走来，是几百万远离故土河南人的精神家园。
1951年，共和国之初，铜川煤矿的大规模建设刚刚拉开序幕，著名豫剧演员崔蓝田之妹崔兰玉在西安组建豫声剧社，到铜川演出盛况空前，受到欢迎。在一片河南人的鼓噪声中，铜川政府拍板，与剧社协商，接收改建为红星剧团，后更名为铜川市豫剧团。
那时，铜川还没有秦剧团。
1958年时，西安铁路局也成立了一家豫剧团，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也说明了豫剧在一个以河南人为主的单位的深入人心。
五
时间在不经意的流动中，慢慢凝固成历史。一瞬间，百年沧桑。
无疑，当代几百万河南人的入秦，于河南，于陕西，都是一件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大事件。
它是一种文化的漫洇，不知不觉中，改变或者更新了陕西的面貌。这种面貌，包括文化地理的，包括人文生态的，也包括精神观念的。
仅仅就语言上，毫不夸张，某种程度上，河南话也成了陕西语言的一部分，河南豫剧被许多陕西人接受，成了他们的所爱之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河南某豫剧团由马金凤领衔，到铜川演出。那时，父母还活着，我为他们买了两张票，曲目是《穆桂英挂帅》。看完戏，父母第二天都激动着，父亲说：到底是马金凤，那戏，真中。母亲说：连此地人（陕西人）都来看戏，一张嘴都是此地话。
那天晚上，我散步顺便到剧场转了一圈，黑压压一片自行车。散场时，陕西话“瞭的太”和河南话“美得很”交织着，俨然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
2016年，铜川市王益区出了一本书，《天南地北王益人》，我作为生于铜川长于铜川的王益人，也应邀入选。从理性上，我认同我是陕西人，因为，陕西给我的太多太多。
我的父亲是2008年去世的，为他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我们原来居住的家属院早已拆迁，邻居四零八落。老邻居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说，我们原来家属院的谁谁早走了，谁谁这几年去世了。
一片儿时听熟了的河南话，温馨而又亲切。
我母亲2014年去世时，那几个老邻居也已经不在了。
他们是一代人，是一棵棵从河南移来栽种在陕西土地上的树，曾经葱绿过，茁壮过，但谁也抗逆不了岁月，春风秋雨，暑往寒来，他们纷纷凋零了。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双手的创造，一堆儿孙，再就是那一口浓浓的乡音。
无论如何，乡音难却，它是所有离豫来陕河南人永远不灭的故土印痕。
这篇文章结尾时，换脑子，打开电视，十分巧合，竟然是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高亢，嘹亮，舒展。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父母的声音，竟热泪盈眶。（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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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却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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