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隆：抗战时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
1942年，龙川县老隆镇成为震惊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时任大营救行动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就住在老隆福建会馆，精心安排和指挥了民主和文化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柳亚子、范长江、廖沫沙、梁漱溟、胡风等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余人，穿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乘船沿东江逆流北上，平安转移到老隆，再经老隆到达桂林等地。
老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被赋予了一系列良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政治内涵。
急！日军占港，
文化名人危险！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龙川县的重镇老隆，他们是来指挥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的。
老隆地处交通要冲，是东江航道的终点港，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因此，众多自香港转移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都要经过老隆。
外侨归国自1940年上半年开始，就开始陆续增多。彼时东江护侨事务所拟组建东江华侨合作社，该社成立后，各出入水客均免费住宿，且便于管理保护各地华侨。（《大公报》）同年7月，省振会之港澳侨胞归粤护送站，有鲨鱼涌、淡水、河源、惠州、龙川等处，各站配备有输送队、医疗队，在沿线为归侨提供服务。
时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12月20日，广东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拨出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有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共800多人，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日军立足未稳、且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正当日军在尚未休刊的报纸和电影院红灯字幕上连续刊登启事，点名要邹韬奋、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军军部报到时，他们已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转移之路。
其时，日军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变成“模范殖民地”，遂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返回内地。（《国殇第6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
趁着这个有利时机，廖承志等人作出了周密布署：先设法与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联系，随后撤退转移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大部分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同时，明确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的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或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
老隆，彼时便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精英脱险的重要转运站。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住在龙川福建会馆，精心安排和指挥民主和文化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龙川老隆成为
护送文化名人中运站
1941年除夕，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抵达惠州。之后，陆续有大批人员到来，紧接着便将他们从惠州经东江水路护送到老隆。
这些文化人抵达老隆后，设了两条转移线，一条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条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两条线的转移工作，亦是困难重重。抵老隆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的经兴梅、大埔转往闽西南，有的因其身份过于暴露而暂时留下隐蔽，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路，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组织掩护而完成接送任务。
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转移联络点，连贯常住在这里。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样就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一卷》）
茅盾化名孙家禄，与张铁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于1942年元宵节乘木船到达老隆，次日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人乘火车到达了桂林，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两个月。
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以及柳亚子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经普椿)儿等，他们离港时混杂在难民中，乘机帆船到海丰。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兴宁人)获悉，亲自驱车到海丰迎接。他们几经周折，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才抵达老隆“侨兴行”。征得柳亚子同意，在连贯周密部署和龙川党组织协助下，把柳亚子父女俩护送往兴宁山村石马乡。
这次的文化精英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有300多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邹韬奋、茅盾、夏衍、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廖承志、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
1942年的老隆，
有着长远的历史意义
时过70余年，曾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指挥部的老隆福建会馆，目前已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
在龙川县的红色革命史迹中，福建会馆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它红墙绿瓦，古色古香，自清初至今，已经历了二三百年；另一方面，它曾在民国初年以来，数次见证历史人物在此做出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举动。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博士赵小琪和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吴冰联合撰写的《传播学视野下的老隆在大营救中的文化意义》一文认为，因老隆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革命和抗日基础，老隆在大营救中发挥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有着历史必然性。
从香港到内地的大后方，整个营救文化人士的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茅盾曾称“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老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在大营救中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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